1926年，他20岁。现在的20岁青年，可能还是学生？那时的他，也是学生。

那一年的3月18日，是鲁迅先生笔下“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他跟随李大钊先生，和许多爱国群众一起，来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广场请愿，反对“八国通牒”。这群人中，为后世所熟知的还有赵世炎、陈乔年、刘和珍……

可能有人并不知道“八国通牒”是个什么东西。简单来说，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干涉中国内战的时候，在大沽口吃了瘪。气不过的日本就联合另外七个国家，要求中国政府解除大沽口的防御。

都被人家踩在脚下欺负了，北洋政府干了什么呢？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屠杀反对“八国通牒”的爱国群众。

经历了这样一场刻骨铭心的惨案，他对于北洋政府已然失望透顶，也更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入党了。

1927年，他21岁。那一年的7月，汪精卫终究还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进行大搜捕和大屠杀的时候，他正身在武汉。

在组织的安排下，他回到了家乡宿松，继续革命。回乡后，他在卧室里悬挂着一条横幅：“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为勉励自己，也为激励同志。

1930年，他24岁。那一年，正在经历着旱灾的宿松，春荒格外严重。

在中国历史上，面对在饥饿中挣扎的人群，那些被称为地主的群体，一般会做出两种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坚持做一个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对饥民置之不理，甚至囤积居奇，炒高粮价，逼得穷人卖儿卖女卖自己。

第二个选择，就是自愿做一个心怀良知的地主乡绅，把剥削自老百姓的财富，还一些出来，开仓放粮。此举不仅能在当时得个好名声，运气好兴许还能在地方志里留下一笔。

众所周知，共产党人的到来，会带来的第三个选项：无论地主愿不愿意，都必须开仓救济饥民。当然，还有“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作为出身富裕人家的革命者，那一年春天，他带着穷苦群众一起，不仅开自家的仓放粮，还分了自家的田地。是的，他自家的。

周边地主看这架势，心里能不犯嘀咕嘛：“他连自家的粮都放了，连自家的地都分了，我们还跑得掉？还是老老实实减租减息，给穷人活路吧。”

当然，对于那些顽固地主，光靠做表率，没有枪杆子，也是不行的。

所以，他不仅要做农民运动的行家，还要做行军打仗的里手。

那一年的9月，宿松暴动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主席。当了这个主席，就有责任搞到枪。于是，他又卖掉了自家的山场，买了一批长短枪，成立了宿松游击队。

众所周知，共产党人领导的游击队，不仅会打游击战，也可以打攻坚战，宿松游击队也不例外：它成立不久，即当年9月，就参与红八军攻克宿松县城的战斗中；当年11月，又参与到红二十五军攻占太湖县城的战斗中。

1931年，他25岁。那一年的3月，国民党队正在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彼时，宿松的城乡，到处都是张贴着他头像的悬赏通缉布告。在恶劣环境中不停转移，备受饥渴劳顿之苦的他，浑身长疮，全身浮肿。不过，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反而扛上了更重的担子——担任宿松县委书记。

他，就是祝尔昌，一位大英雄，一位真名士，一位革命者。而本文物，就是他所生活过的房子，也是许多革命者曾留下过足迹的房子——樟树湾祝家新屋。

保护人讲文物：

“祝尔昌于1932年在‘肃反’运动中遇害。1949年，中共皖北区党委追授祝尔昌为革命烈士。”6月13日，在位于宿松县华亭镇车河村的樟树湾祝家新屋门前，文物保护人余传朋介绍道。“樟树湾祝家新屋为祝尔昌烈士故居，共有五进七开间，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气势恢宏，是典型的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2019年，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八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军二野三纵九旅先遣队在左达率领下进驻樟树湾祝家新屋，在该故居办公住宿，建立红色政权，成立中共宿松县委、宿松县民主政府，左达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 何飞 朱咸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