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发应，夏店镇砖洪集人，1915年生，1929年入团，1930年参加红军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霍邱县砖洪区政治保卫局保卫员，红军连长、团政治处主任、师特派员；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独立二旅六团副政委，第九团代团长，晋绥军区独立第二旅九团团长；绥蒙军区骑兵旅第三团团长，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四十二团团长，第一野战军一军三师政治部副主任兼青海省公安处处长；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委，第八航空校校长，空军第一军副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副政委，空军第五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顾问。中共第十、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和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长征中三过雪山草地；参加了百团大战、保卫延安和临汾、晋中、太原、扶郡、兰州等战役；参与组建空军第四、第八航校和空一军。

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11月在南京逝世。

少小离家不知年

李发应1915年1月出生在安徽省霍邱县砖洪集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饱受地主欺压。九岁那年深秋的一天，他起早贪黑地给地主孙庚九放牛，因太困睡着在田边上，醒来后竟不知耕牛去向，怕惨遭地主毒打，他在水塘里过了整整一夜。童年的苦难生活练就了他倔强的性格、坚韧的毅力和不怕吃苦的顽强精神。1929年夏天，在共产党领导下霍邱组织了农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4岁的李发应参加了儿童团，1930年3月参加了游击队，1931年7月编入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73师217团，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1932年5月，红二十五军73师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最大一次战斗——苏家埠战役。217团率先冲入敌军指挥部，活捉了“剿共”总指挥厉式鼎。此役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支1万余支。6月，蒋介石发动了第四次围剿。10月，李发应随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撤出鄂豫皖苏区。由于撤离得很突然，李发应来不及向父母告别。当父母得知儿子要随红军远离家乡的消息后，连夜冒着大雨，摸过河去找他，可李发应早已随部队撤离，母亲回家后伤心地哭了好几天。李发应这一走就是18年。当年家乡有很多人出来参加了红军，但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只有他和陈发洪（曾任昆明军区、武汉军区副政委）二人，其他人都英勇牺牲了。李发应也是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在战斗中曾两次负伤，还有两次险些牺牲。一次被子弹打掉了帽子，一次是子弹贴着头皮擦过，头顶上留下深深的一道沟痕。

转战南北历劫难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决定翻越大巴山，向川北进军，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大巴山有20华里的崎岖山道，由于兵匪袭扰，行人几乎绝迹，路径多被荆棘淹没。当时又值隆冬，冰雪封山，红军离开苏区已有两个多月，转战三千余里，体力消耗很大，衣单鞋缺，过大巴山真是比登天还难。12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73师217团担任先遣队，提前2天出发。李发应担任217团7连连长，带领部队冒着寒风大雪，在陡窄溜滑的山路上艰难行进。为解决翻越巴山的御寒、照明和引路问题，战士们每人带一把稻草，既可御寒，又可黑夜当火把联路，冰雪路上还可以铺垫防滑。各级指挥员和共产党员奋不顾身地走在队伍前面，在危险地段为战友探路。靠着革命英雄主义和团结一致的精神，李发应和战友们胜利翻过了大巴山，进入了川北。

1933年1月30日，李发应随部队攻打四川南江。经过3天激战歼敌3个团，击溃8个团。于2月1日占领了南江县城。在战斗中李发应的左小腿负了伤。2月12日，敌人集结38个团约6万人，向我军发动反击。我军于18日主动撤离南江县城。在部队快速转移过程中，李发应因小腿负伤未愈，行走不便，拄着木棍一瘸一拐地硬挺着向前走。渐渐地，他落在了后面。前面不见了红军部队，后面就是敌人的追兵，他十分焦急。但终因身体虚弱，又饥又渴，再也走不动了。正在他几乎绝望的时候，一位红军首长带着十几个警卫员，骑着马从后面赶了上来。首长见他的腿上包着绷带坐在路边，便关切地问道：“小鬼，你负伤了？”李发应哭着说：“首长，我负伤了，走不动了。”首长让警卫员解一袋干粮递给李发应，鼓励他说：“部队没有走远，你一定要坚持赶上部队。”望着远去的首长，他心里充满感激。靠着首长的关怀和留下的这袋干粮，靠着坚强的毅力，他硬是忍着剧痛追赶上了大部队。每当提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李发应总是感慨万千，红军官兵之间那深厚的阶级情感一直激励着他。他也一直在寻找救过他的首长，可惜由于不知道首长姓名始终未能找到，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由原来的四个师扩编成四个军。73师扩编为红军第三十一军。李发应任第三十一军党务委员会干事。10月，任93师271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兼团委书记。1934年9月，任271团政治处主任，参加了反敌6路围剿的战斗和强渡嘉陵江战役。

1935年底，红四方面军成立了骑兵师，许世友兼师长，李发应任骑兵师特派员。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重新进行了整编。第三十一军下辖91师和93师。李发应任93师特派员。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甘孜城后，第三十一军作为红二、四方面军的先谴部队经岷县，出陇西，进至甘肃通渭、马营，终于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漫漫长征路上，李发应两次北上，三过草地，经受住了枪林弹雨、饥饿严寒和革命意志的考验，这一历程记录了他一生最光辉的一页。

1936年10月，党中央为开辟西北至苏联的战略通道，指示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向宁夏进发。第四方面军指挥部率第五、九、三十军和骑兵师、回民支队、妇女抗日先锋团共二万一千多人，于10月下旬陆续渡过黄河。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开始了惨烈悲壮的历程。而第四、三十一军被胡宗南堵截未能按原计划西渡黄河与方面军会合，侥幸成为红四方面军留在河东的余部。11月17日，第四、第三十一军奉命东移，在甘肃萌城、甜水堡阻击胡宗南第一师。战斗十分激烈，共打死打伤敌人600余人。93师担任主攻，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自甘孜北上以来，部队5个月未休整，许多步枪仅有三发子弹。战士们以白刃战与敌人搏斗，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师长洪柴儒和273团团长、政委壮烈牺牲。李发应在激烈的战斗中，左手中弹负伤。当时红军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麻药。手术时，李发应咬着牙，忍着剧烈的疼痛，硬是让医生用手术钳将子弹取了出来。

抗击倭寇立奇功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李发应进入“抗大”学习，成为“抗大”第六期学员。1938年7月，李发应分配到贺龙领导的120师警备6团一营任教导员。1939年底，阎锡山与日寇勾结，发动了“十二月事变”。撕下了伪装了两年的抗日假面具，向山西新军（抗日武装）和八路军发动进攻。为粉碎阎锡山的进攻，迫使他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贺龙命令彭绍辉新358旅在晋西北集结，命警备6团在岢岚、保德、五寨三角地带集结，策应和支援山西新军。李发应在部队中加强了政治工作，教育部队对当前形势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又要有理、有力、有节地挫败阎锡山的进攻。在击退阎锡山多次进攻后，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迫使他不得不接受八路军的主张，共同抗日。

1941年6月起，李发应先后任警备6团副政委、第九团代团长。带领部队在晋西北的河曲、宁武、岢岚、五寨等地不断打击敌人，巩固、发展和建设晋西北根据地，教育部队做好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同时，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政权，选调优秀干部组建武工队，打击顽固派，扩大我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李发应带领部队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晋西北守备战等战役、战斗。1945年初，在贺龙发起的对敌春季攻势中，警备6团连打了几个胜仗。特别是在强袭日伪重要据点洋河镇的战斗中，率部歼敌4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毛毯、食品等物资，受到了贺龙的表扬，并奖励给他一支小巧玲珑的“勃朗宁”手枪。

1945年7月，李发应任整编后的绥蒙军区晋绥二分区3旅9团团长，1946年2月，任骑兵旅3团团长。带领部队活跃在晋西北抗日战场上，和当地抗日政府一起，带领群众破坏公路，炸桥梁，割电话线，打击敌人运输线，使敌人陷于被动，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有生力量，保护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威西北

1947年5月至1948年5月，李发应先后又任晋绥军区第五军分区42团团长、41团团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纵队十二旅二十七团政治委员。

1948年济南战役，晋绥军区独立第7旅奉命由清源（今清徐）东渡汾河，划归徐向前指挥的华北野战军。担负太原城北高地风阁梁和城东四大要塞之一牛驼寨的主攻任务。李发应任独7旅19团政委，19团是牛驼寨的主攻团。8月4日,徐向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要求太原前线各部队,要在思想上、技术上、在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上,作好充分准备。李发应对部队进行了战前教育和动员,激发部队的战斗热情,鼓励指战员杀敌立功。当晚,经过激烈的战斗，牛驼寨终于被我军攻下。切断了敌人由山东到太原的退路和支援，成为我军监视、控制太原城内敌人行动的重要阵地，为解放太原扫清了障碍。徐向前对攻打牛驼寨战斗中的部队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49年2月，独7旅改编为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后改称第一军）第3师。李发应任3师9团团长。太原战役结束后，任3师政治部副主任。7月中旬，李发应参加了著名的扶眉战役。下旬，3师在陇县歼灭国民党骑兵14旅，8月3日，解放了甘肃天水，8月中旬进军青海，策应兰州战役。9月，李发应被任命为青海省军管会公安处长，10月被任命为西北航空处政委。

鹰击长空显本色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为了组建空军飞行部队，必须尽快地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当时，空军只有一所老航空学校。毛主席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再快速组建六所航空学校，空军很快在留苏学习飞机的干部中物色好了航校校长的人选。但一时没有十分合适的政治委员人选。根据当时航校的情况，空军司令刘亚楼提出“政委当家”。这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体现，毛泽东历来强调党指挥枪。因此，这批政治委员挑选格外慎重。刘亚楼亲自起草，一份从各野战军挑选一批师政委和军政治部主任担任航校政委的报告，同空军参谋长王秉璋一起到中南海面呈毛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一行遒劲有力的大字：“这批政治委员必须挑选最适当的人来担当，各野战军提出三倍的名单交军委选定。”毛泽东的批示火速传到了各野战军。第一野战军经研究，将李发应报到了军委。很快，空军从各野战军推荐的19名优秀政工干部中挑选出姚克佑、李世安、王学武、李发应等7人，分别担任七所航校的政委。这种挑选干部的方法，在解放军的历史上实属空前，以后也很少见。凭着丰富的基层、机关工作经验和优秀的政治工作经历，李发应成为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的第一任政委。

1949年11月，李发应从西北前线赴京领命。空军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军种。虽然第一野战军的领导对他寄予厚望，临走时给了他很多的鼓励，但是空军毕竟是一个新的兵种，能否适应新的环境，他心里也没底。报到时，刘亚楼给他介绍了空军航校组建的情况，鼓励他发扬战斗部队政治工作的好传统，把空军航校建设好。谈完话后，刘亚楼风趣的对李发应说：“你是第一个来报到的，给你去个好地方，到沈阳。”沈阳是最早解放的省会城市，社会治安稳定，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都已具备了一定规模，空军第四航校校址就选在这里。李发应到任后，与校长吕黎平工作配合默契，克服了很多初办时期的困难。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很快将航校组建并运转起来。并在最短的时间里担负起了飞行员的训练任务。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途经沈阳，对空军第四航校的情况非常关心。专门询问了学员飞行训练情况和苏联专家教学情况。在听完汇报后，毛主席满意地说：“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早点把翅膀练硬了，飞出新中国空军的军威来！”

1951年4月，李发应调往长春，组建空军第八航校并任校长。他从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材内容，教学组织及机务保障方面都亲自过问，为新中国空军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任航校政委和校长的九年中，先后培养出王海、林虎、赵宝桐等一大批空军高级指挥员和战斗英雄。这批飞行员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8年10月，空军吉林长春市组建空一军，李发应任副军长。1961年6月，任空军昆明指挥所副主任、政委。昆指改为空五军后，任军政委。李发应到空军作战部队后，发扬战争年代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经常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努力探索空军部队建设的规律，带领部队圆满完成了各项作战战备任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发应为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遭受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在空军的亲信吴法宪等人的迫害。说他是贺龙线上的人，逼他写贺老总的黑材料。对此，李发应与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

1976年，李发应退居二线，任南京军区空军顾问（副兵团职）。1982年10月离休以后，他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积极支持国家和军队的改革，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军队重大决策。他政治坚定，思想常新，始终保持革命晚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信仰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精神。

他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50年荣获人民功臣奖章，1957年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红星勋章。是中国共产党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00年11月4日在南京逝世，享年86岁。（霍邱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