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发动了全面的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企图实现其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侵略计划，全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威胁。霍邱县虽然没有整个沦陷，但叶集、姚李等地区被日寇铁蹄践踏三个月之久，沿淮的陈嘴子、汪集、三河尖（今属固始县）等地亦经常受日军骚扰。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奸杀焚掠，无所不为。据不完全统计，仅叶集、姚李、平岗、台家洼被烧房屋达六千五百余间，杀害群众一千多人。日寇罪行，罄竹难书，人民生活，苦不堪言。１９３８年２月，中共霍邱特支成立，５月，成立中共霍邱县委，从此，霍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霍邱县委的领导下，培养和保护了大批抗日干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迫使日军不能在霍邱立足，霍邱成为抗日斗争的后方基地。在八年抗战中，霍邱人民做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

１９３８年４月，霍邱县动委会建立，按规定县动委会主任由县长兼任，设指导员一人，负实际责任。指导员多由我地下党员或进步分子担任。历任指导员除陆琼外，刘鸿文、李崇一、林柯等都是共产党员。接着，高塘、众兴、河口等八个区以及各乡均建立了动委会，指导员大部分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如汪洋任长集乡动委会指导员，张滔任乌龙乡动委会指导员。省动委会还派出省属第二十、二八、二九、三一、三三、三五等六个工作团和省委托工作团、抗敌演剧第六队、妇女战地服务团等到霍邱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县动委会也成立了两个直属工作团。六、七月间，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也到达霍邱叶集。他们到霍邱县后，按照省工委指示，学生军党组织即用“霍生智”代号，与以“霍德智”为代号的霍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同地方党组织配合开展工作。

这些抗日团体的负责人大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县委充分利用动委会这一合法组织形式，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动委会以河口集为中心，开展工作，首先组织了河口“工人抗敌协会”，然后，城乡各级各类的抗敌协会也相继成立，据统计，全县成立工抗、农抗、青抗、妇抗、商抗等群众抗日团体达１２０多个，参加人数达数万人之众。还办了民众识字班２０多处（每班４０－１００人），各乡儿童团组织也非常活跃。宣传队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三江好”、“自卫”等抗日短剧，城乡民众深受教育和鼓舞，特别是通过文娱形式，吸引了广大青年，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纷纷要求参加抗日团体，有力地推进了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岳西县青天畈国共谈判达成协议，结束了鄂豫皖地区十年内战的局面，走上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道路，为霍邱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贯彻，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时虽然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霍邱共产党的组织仍然是秘密的。动委会名义上是国民党桂系建立的，实际上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动委会不仅做宣传动员工作，而且参与组织训练、建政等方面工作。县委正确地利用动委会的合法性、群众性，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推动霍邱抗日运动的全面深入发展；另一方面，认真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派共产党员到国民党政府任职，争取掌握武装。

县委先后派许午炎担任国民党特务队队长、禁烟股股长，派吴健到县政府当政务警察队长，派吴彻任军法处书记官。还有税务局长昌希贤、县常备队第三中队长张翼中、民教馆馆长戴铸九等都是共产党员。县委书记黄岩、刘鸿文、傅科、李华封、宋孟邻和我等县委负责人都以动委会指导员、干事、巡视员、税收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１９３９年７月，国民党军１３８师４１４团长兼二营营长谢骙接任霍邱县县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堕落、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强烈不满，同情共产党，对动委会、工作团的工作大力支持。

不久，谢骙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党组织的教育和考察，１９３９年１２月，由李任之、许午炎介绍，鄂豫皖区党委批准，被吸收为中共特别党员。至此，霍邱县的军、政、财、文（宣传）大权基本上为我党所掌握。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方针政策通过动委会、工作团贯彻到广大群众中去，各界爱国人士对动委会、工作团非常信任、非常拥护、非常支持，在全县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霍邱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黄金时期”。１９４１年５月袁乃康（林柯）署名的《霍邱县工作报告》中说“谢骙当县长，他是广西军的老干部，年轻，很进步，同情共产党，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工作能力很强，所以安徽时局逆转的时候，霍邱仍然是一个非常顺利的工作环境。”

抗日战争爆发后，霍邱在北京等沧陷区读书的学生陆续回到家乡，组织“霍邱抗日救亡宣传团”。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６日，霍邱人民在宣传团的宣传和组织下，举行了九·一六抗日示威游行。冬天，由王余厚、邹大年、郜凤梧、王之滨、张大策、裴祖度等人组织旅外学生会。学生会成员组成两个宣传大队开展抗日宣传。霍邱党组织恢复后特支书记吴皓到河口集把码头工人、烟业工人首先组织起来，成立联合工会。由县动委会出面，在全县组织各种群众性的抗日团体，还有民众识字班，通过各种渠道，多种形式，在全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

为了壮大抗日干部队伍，１９３８年５月，县委（以动委会名义）在河口集举办了抗战干部训练班，采取考试招生的办法，招收各地青年学生。担任教学工作的有黄岩、刘季温（即刘鸿文）、李华封、许午炎和我等。课程主要是政治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在训练班里，生活紧张，官兵平等、团结友爱。参加训练班的有２０多个青年，并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如薛毅就是在干训班入党的，干训班结业后大部都充实到二八工作团，在抗日救亡战线上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以国民党县长卫立成为首的顽固派势力，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阻力。县动委会初成立时，顽固势力和进步力量争夺领导权。国民党规定动委会主任由县长兼任，企图掌握动委会领导权，我党采取派共产党员到动委会担任指导员及各部干事的对策，掌握了动委会的实际领导权。顽固派不能控制动委会，就散布流言蜚语，说：“动委会是临时组织，作用不大，”“是共产党组织，不合法……”。还通过县党部和特务机关向国民党省党部报告：“霍邱县动委会和工作团都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者。”我针对顽固派的阴谋向省动委会作了报告，省动委会发出了加强县动委会的领导、增加动委会和工作团的经费等指示。我党抓住这一机会，开展“动委会合法性”的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

１９３９年３月，省政府派陈应行任霍邱县长，此人非常反动，是个杀人魔王，仅３月至６月，就杀了１００多人，其中有青抗、农抗会员。他公开威吓动委会，说动委会组织的民众团体全是共产党组织，派人监视县动委会的日常工作。陈应行对国民党县党部也不理会，对士绅也加以威胁，各界人士怨声载道。我党组织了反陈统一战线，发动各界到省府告陈不问国事，非法捕人杀人等罪状。省府迫于民愤，撤了陈应行的职务，派来谢骙任县长，使霍邱的抗日救亡工作进入新的高潮。１９３９年秋，根据国民党省政府的命令，对全县６００多名保长分两期集中到县城训练，县动委会受县政府委托，具体办理训练业务。党组织抓住这一开展抗日动员的有利时机，派张翼中担任训练班第一中队指导员，王元乾任第二中队指导员，同时还派了一些进步青年到保训班“受训”。

在训练班里，国民党县党部原准备受训保长集体加入国民党，王元乾等人把发的志愿书（国民党）统统撕掉。由于我们暗中抵制，集体入党没有成功，相反，我们从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对全县几千名甲长集中到各区训练，每期半个月，由县动委会派工作团干部去负责训练。通过保甲长训练班，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了群众的抗日情绪。１９３８年８月，日军侵占姚李庙、叶集后，县委为了加强抗日武装力量，于六安、金寨、霍邱三县交界处的敌后方，组织一支８０多人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广泛开展了打击日寇的斗争。八、九月间，在姚李庙、望山桥、七里棚等处两次切断敌人进军的叶（集）六（安）公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９月上旬，在七里棚切断敌人进军公路后，趁敌陷车之际，突然袭击，激战近一小时，打死押车日军１０余人，缴获机枪一挺，小炮一门，步枪十余支，还缴获大米、罐头等食品。游击队还经常摸营，袭击日寇。有一次，３０多名游击队员夜奔叶集镇摸营，打死日军数人，获枪十余支。叶集台家洼农民杨德智组织一些人，专门追赶零散下乡骚扰的日军，有一次用扁担打死了一个日本兵。进行游击战的同时，在国统区大量发展和组织人民自卫武装，打更放哨，规定联络信号，一村有事，各村援助。１９３９年底，我党掌握了部分县大队、手枪队等约一千余人，各乡组织的自卫队约万余人，迫使日军不能立足于霍邱。

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李品仙接任安徽省主席后，反共空气日趋浓厚，１９４０年春，李品仙在大别山区实行白色恐怖，公开制造反共摩擦。３月，皖西省委从立煌迁到霍邱洪集乡刘家仓房，准备组织武装暴动，根立皖西抗日根据地。后来省委接到中原局胡服急电，大意是：“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停止暴动，组织干部向抗日根据地撤退。”同时得到消息，省政府准备通缉谢骙、许午炎、林柯、吕希贤、吴键、戴铸九、王元乾等人。情况万分危急，县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布署撤退工作。县委分工负责，保护干部安全转移。先后撤离霍邱的有我和谢骙、李丰平、江明、李任之、王元乾、许午炎、吴永亮、周刚、郭仁才、刘士珍（女）、文芸（女），还有电台台长、译电员等２０多人，分别到了涡北新四军第六支队、皖东抗日根据地和舒无游击纵队，使党的干部免受损失，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霍邱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