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重大传统节日之一,是各家各族扫墓祭祖、缅怀祖先的节日。3月31日,桂林方氏后裔齐聚在桐城市北郊长生村月山祖墓,举行清明公祭活动。

桂林方氏素有“我国第一等的诗礼之家”的美誉,自元代迁徙至桐城以来,绵延七百余年,世代薪火相传,名贤辈出。

在安徽省图书馆,现今存世的六十六卷清光绪六年刻本《桐城桂林方氏家谱》,被收录进2008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里,其书中记载及背后故事,不仅仅是一部家族史,更是一部时代史。

（方氏家族树）

珍贵古籍家谱,存藏省图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档案,后人可藉此了解这一家族的世系繁衍、居地变迁,及其族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事迹等等;它为地方志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对历史、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周亚寒老师介绍说。

安徽省图书馆馆藏的古籍《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为清光绪六年(1880)刻本,方传理等纂修。

周亚寒介绍,这一套家谱由桐城桂林六世祖方懋创修,明天顺二年(1458)方佑等人二修,其后方克、方学渐、方观承、方维甸等续修。清同治十年(1871)启动续修,历经四年编写定稿,又用了四年进行刻印,成书一百二十套分发各房,此为第十一修。2008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著录此版本,仅见安徽省图书馆,缺卷五十三、五十七。2016年,在多方努力下,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以方氏后裔所藏家谱与省图书馆馆藏同版家谱拼配成全本,影印出版了这部家谱,八函七十一册,为古籍原书的保护和研究利用提供了有力帮助。

“《桐城桂林方氏家谱》在人物传记、修身齐家格言警训以及家族慈善基金的筹建运营管理方面记叙尤为详细,并且着重收录了族中先贤关注国是民瘼的奏议,对于研究桐城世族、家风传承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周亚寒说。

值得关注的是,《桐城桂林方氏家谱》的一大创新在于增设“养子传”,为依附于方氏宗族、使用方氏宗派字辈而无血缘关系的人家登记世系图和小传加以公示。

“此举将世族中常有而讳莫如深的事实摆到了明面上,规避了宗族内部因血缘关系混淆而引发财产继承及赋税缴纳纷争的风险。” 周亚寒介绍说。

方以智雕像

作为珍稀古籍,《桐城桂林方氏家谱》一直受到专业人士的关注。周亚寒告诉记者,2013至2024年3月共有26人调阅了这部家谱,其中20人来自高校、博物馆、社科院、金融研究机构等,研究方向包括桐城世族考、桐城诗人交游、社会经济史、桐城历史文化遗产、名人个体与家族影响研究等。

桐城桂林方，缘何为“桂林”?

方氏为桐城、枞阳大姓。方氏先辈由江西上饶迁鄱阳,再迁安徽休宁。宋末方德益迁池口,元初复迁桐城凤仪坊,是为迁桐始祖。

在桐城,又为何被称为“桂林方氏”?

在枞阳县的方氏名人故里——“方园”,作为桂林方氏文化展示园,“桂林第”三个鎏金大字高悬在总馆的门头。

在方园里,关于桂林方氏中“桂林”二字的由来,记录和展示就有不同说法。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看到,一份文字简介中表述为:桂林方氏子弟兰桂如林,一门兴盛,世所罕见。明清以来,桂林方氏一门蟾宫折桂,数量居桐城各大姓进士数之首。

而在该园展示馆的前言中则记载为:三房方佑,首中进士,两任桂林知府,以官为徽号,乃称“桂林方氏”。

前一说法在桐城市的方以智故居展示中,同样有印证:方氏传至六世方懋……孝母友弟,治家勤俭,家庭丰裕,尤专意子弟读书,生五子……后来二子方佑成进士,五子方瓘举于乡,一时门庭大振,都谏王瑞榜其门曰“桂林”,从此族号“桂林方氏”。

方氏后裔方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期以来,这两种说法并存。蟾宫折桂,连桂成林,因而称为“桂林方氏”的说法更占主流。

家风传承,名贤辈出

家谱里蕴含着家风,在一代又一代的践行过程中,家风铸就家族言传身教的典范,孕育一代又一代的英才。

桂林方氏的家风、家学几经流变、演化、融合,形成了“忠贞著于朝、孝友著于家、风义著于野、诗文著于世”的口碑。家风的榜样性、社会性一直激励方氏族人世代传承。

好学是方氏优良家风之一

“桐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明清两代涌现了无数的文化名人,可以说是灿若星河,其中张氏、姚氏、方氏更是名人辈出。”方无说。

明代桐城,城内、郭外坊表林立,其中表彰科举进取之坊约有数十座,而桂林方氏一族占有大半。据可考的资料记载显示,方氏一族自明初至晚清约400余年间科举仕宦计147人。“就进士的总数而言,桂林方氏人数最多,达到了31位。”方无说。

方氏历史名人众多,历史上有称“方氏三诗人”(方文、方贞观、方世举)的,有称“一门三总督”(方观承、方受畴、方维甸)的,有称“方门三节”(方孟式、方维仪、方维则)的,有称“枞川二方子”(方兆及、方兆弼)的,有称“一门五理学”(方学渐、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方中通)的,有称“三代六中书”(方大镇、方大铉、方孔炤、方仲嘉、方以智、方兆及)的,等等。

在安徽省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中,桂林方氏上榜的就有四位:方维仪、方以智、方苞、方东美。“方以智、方苞、方东美是桐城桂林方氏的三颗文化巨星。”方无介绍说。

当代大家钱理群先生曾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可以说,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文化巨人，魂归浮山

清明前夕,记者在桂林方氏后人方俊生的引领下,来到枞阳县浮山北麓枲花冈的方以智墓地。

在合安公路旁,根据指示牌,一行人驱车沿小路直达墓地所在的山脚下。拾阶而上,一对被数百年风雨侵蚀而斑驳的石狮分立左右,仍威风凛凛。而仰望居高临下的墓地,让人顿感肃穆庄重。

方以智墓冢前为石砌祭坛,并立有近人书刻《方密之先生事略碑》,西边配石刻对联:“博学清操垂百世,名山胜水共千秋”。在其墓的右侧,为潘氏夫人之墓。

枞阳浮山方以智墓

清初,年届不惑的方以智出家。圆寂后,共有三座墓:江西青原山为衣钵墓;浮山华严寺后为爪发塔;浮山北麓枲花冈则为肉身墓。

方以智墓是安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明时节,浮山当地组织人员对周边环境进行了修护,让墓地显得更为清净、静穆。

“方以智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他的学问几乎涵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领域,他是龙眠诗派的领袖,他是桐城文派的先驱,是卓有成就的考据家,同时也是科学家。”方无介绍说,方以智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哲学领域,他的哲学著作《东西均》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每逢清明,天南地北的游子共同追忆先祖,而赶回老家扫墓的人们便可以趁着团聚的时光商议修谱续谱,抚今追昔、鉴往知来。方俊生说,今年清明除了公祭,还将继续推进《桐城桂林方氏家谱》的续修工作,也就是第十二修,接近尾声,即将印制。

潇洒园中,传承守护

桐城市图书馆馆长吴苏琴是方以智故居潇洒园的常客。爱好摄影的她,时常来到潇洒园拍摄,留下了不少光影佳作。

在吴苏琴的带领下,记者一行来到潇洒园。在方无、方平等方氏后裔的努力下,方以智的铜像于2023年4月树立:身着僧袍,一手握禅杖,一手持书卷,目光望向远方,栩栩如生,风采依然。

修葺一新的桐城方以智故居

“先祖方以智,育有三子,季子方中履,即我这一门的直系祖先。”方无介绍说,从方中履算起,隔九代,为他的曾祖方伯俊。

在《潇洒园方氏碑传录》中,两张“二十四世方伯俊与曾孙方无合影并题诗”的图片透出岁月的沧桑感。“我至今还留有一张一岁时和他老人家的合影,他坐在椅子上,我站在他的怀里,他捧着一本书教我读。照片背面有老人的题诗,蝇头小楷,苍劲中透着飘逸。”方无说。

“我的祖父方鸿寿先生,出生、生长、成婚于潇洒园。”方无说,方鸿寿撰有《方密之先生年谱》和《方以智诗词书画略述》,为早年的方以智研究提供了基础材料。

“受到清朝文字狱的影响,方以智的哲学著作只能以抄本孤本的形式在家中传承,从他的小儿子方中履历经十一代,传到了我爷爷方鸿寿的手中,每一代人都把它当作家中最重要的宝贝加以保护。”方无告诉记者,他的祖父最大的贡献,是在前十一代人倾力保存的基础上,竭力保护方以智存世的稀有著作。

“在抗日战争逃难的艰难岁月里,我爷爷始终将这些祖宗的遗著带在身边,倾力保护。1954年他又极为明智地将这些文物捐给了省博物馆,方以智一批珍贵手抄本著作才得以问世,其中尤以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东西均》最为宝贵,给后来的方以智哲学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

六十多年来,在海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对方以智学术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尤其是2019年方以智全书的出版和2020年安徽大学方以智研究中心的成立,大力推动了方以智研究工作。

“从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看,三五年内对方以智的研究可能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方无表示,正如方以智自己在诗中所言:“多情留待梅花发,共作空中一色香”。“他的哲学思想的芬芳,一定会对解决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起到有益的作用,从而体现出它的当代价值”。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立“新家谱”

安徽省图书馆现藏家谱近1300部1万余册,谱籍以安徽为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其中,新修家谱900部8000余册,且逐年增长。“安徽家谱”数据库,选择了近年来入藏的156部新家谱,通过全文扫描、著录、标引,集中展示民间修谱的状态、行为和方法,总发布量达35万页。

省图馆藏《桐城桂林方氏家谱》

“家谱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可以说,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家谱的历史也是同步的。”安徽省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家谱研究中心主任房江传介绍说,周代实行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分封制,因应这种需要,国家任命史官专责修谱。“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的编撰,是九品中正制这一官僚政治制度的基础,也从而将宗谱推向了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作为全国家谱编印龙头之一——安徽润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房江传面对当下社会家谱编修方兴未艾的现状热潮,以及修谱过程中横亘的诸多共性问题,作了深度思考与解读。

《桐城桂林方氏家谱》记录桂林方氏由来

“家谱与地域文化的联系,体现在空间地理上;家族聚族而居,家族的思想观念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他们的社会活动本身,又参与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房江传认为,桂林方氏家族实际上是整个明清时代桐城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它既是一部家史,也是一部时代史。”

“顺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中华家谱在指导思想、内容体例、方法手段上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让中华家谱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房江传说,在抢救性修谱之外,近年来民间自发修谱热情高涨。作为专业机构,他们旗帜鲜明地倡导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新家谱”的指导思想;在数字化浪潮中,通过利用大数据,让当下编纂的家谱动态更新,常态化编谱。（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武鹏 王素英 任逸玮 文/摄 通讯员 周亚寒 鲁旻 实习生 潘美玉 周继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