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暑气渐浓，宣城市郎溪县城北老街。　

一座旧式小楼里，９５岁的石荣芬老人坐在一张缠满棉线的旧藤椅上。阳光穿过窗棂，映亮她手中《人民日报》的字迹，也映亮那双穿越硝烟却依然清澈的眼睛。作为郎溪县最后一位健在的抗战女兵，她布满岁月刻痕的双手，曾摇动太行山巅的“消息树”，也拨动过皖南山乡土改的春潮。

１９３０年，石荣芬生于河北唐县。１９３７年寒冬，日寇入侵华北。年仅７岁的她，目睹了山河破碎、乡亲罹难。同年１１月，唐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革命的星火点燃了她幼小的心灵。她加入了抗日儿童团，从此村后的北山上多了一个瘦小的身影，羊群是她的伪装，山顶的“消息树”是她的武器。

一旦发现日军扫荡，她便奋力摇动山头的“消息树”——这是游击队和村民转移的唯一信号。“那时我个子还没有枪高，但站岗、送信、贴标语等活，样样不落。”忆起当年故事，老人语气铿锵。１９４４年，１４岁的她因表现突出，与村武工队员石同昆一同在党旗下宣誓，成为唐县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在村妇救会，她组织妇女送军粮、制军鞋，更将党的政策编成激昂的北方山歌。“老百姓听得懂歌声，这就是咱的‘武器’！”

１９４９年，刚刚成为母亲不久的石荣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二月份接到通知，华北的干部要调动一大批，到江南来支援南方的革命工作，那时候我刚刚生了一个孩子，名单里面就有我的名字，当时我的思想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服从组织，思考过后，我就下定决心把孩子留在了当地。　”就这样，石荣芬夫妇含泪将裹着奶香的婴孩托付给家中老人，背上简单的行囊，一起踏上千里征程。

从河北到郎溪，这支由数千名晋察冀干部组成的队伍穿越炮火与封锁。“渡江时，先遣队的船被炸沉，几十个同志瞬间没了……炸弹偏一寸，我也活不到今天。”她抚摸着泛黄的老照片，指尖微微颤抖，泪花在眼里打转。头顶飞机轰鸣，地上残匪袭扰，三个多月的昼伏夜行，血水一次次洇透布鞋，却将这北方山村的少女，淬炼成信仰如钢的革命战士。

石荣芬抵达郎溪后，迅速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她被组织上派到南漪湖边的东夏区，开展妇联工作。

解放前夕的郎溪，农民们的日子特别穷苦，比日子更苦的，是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那时候一穷二白，我们带领农民减租减息，打地主分田地，经常去乡里面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减租减息，引导穷人翻身。”只有二十来岁的石荣芬，对革命工作有着火一般的热情。

她挨家挨户动员妇女剪发、放足，带领她们投身土改。“起初乡亲们怕‘抛头露面’，我就挽起裤腿下田插秧，和她们同吃同住，把她们当成自己的亲人，领着她们分田地，翻身当家做主人。”她笑称自己“说话比锣鼓还响”。

刚到郎溪来的时候，石荣芬开展工作时很困难，土匪、地痞、流氓、恶霸很多，到哪儿下乡都是提心吊胆的，她常常一个人都不敢走路。“有时候你走着走着，土匪就跑出来了，打黑枪这样的情况遇到了好几次。”她回忆说，但是害怕也要开展工作，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向困难低头。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半年内她发展了上百名妇女积极分子。

５０年代，组织安排石荣芬赴合肥学习电报技术。这位曾摇动“消息树”的姑娘，以同样的专注，很快掌握了滴滴答答的摩尔斯电码，成为芜湖地区邮电局的业务骨干。分居两地时，丈夫石同昆坚持“不给组织添麻烦”，她便主动申请调回郎溪十字乡邮电所。“党需要我去哪里，家就在哪里。”此后二十余年，从乡邮所到县妇幼保健站，岗位在变，奉献精神不变。“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必须听党话，把工作干好。　”时光匆匆，石荣芬和丈夫把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了郎溪这片土地。

２０１１年，丈夫石同昆去世后，石荣芬一直居住在单位的老楼里。２０２３年疫情期间，她的心脏状况不佳，但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她依然坚持每天看书读报。家中那张吱呀作响的老藤椅，是亲家谢道贵四十多年前所赠。“道贵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三次爬雪山过草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去世时身体里还留着弹片。”石荣芬轻轻抚摸着藤椅，老人轻轻摩挲着藤椅扶手，仿佛触摸着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硝烟散尽，和平的阳光温暖着晚年。如今，社区医生定期上门，老人时常感慨今昔巨变。她珍重地抚摸着胸前的“光荣在党５０年”纪念章，眼中泪光闪动：“这辈子没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认准一件事——永远跟党走。”（殷超）